1937年，山东一个老太把一个晕倒的日本鬼子拖回了家，人刚放下，老太太就对儿媳妇喊到赶紧把他衣服脱了！谁也想到，这个被扒光衣服的日本兵，后来会在中国待上整整七十年。
山崎宏是1908年生人，在日本冈山县一个医学世家长大。到他这一辈，祖上三代都是当地名医。他打小就泡在药房里，跟着长辈辨识草药、背诵方剂，心里头想的是将来用手术刀去修补破碎的生命，像父辈那样做个受人尊敬的大夫。
可1937年那场战争，把一切都搅乱了。
日本国内疯狂征兵，山崎家必须出一个人。哥哥已经成家，孩子还小，山崎宏二话没说，替哥哥穿上了军装。因为懂医术，他被编进了日军第10师团当随军军医。走的时候他还安慰自己：我不拿枪，只管救人，这双手总归是干净的。
但真踏上中国土地，他看见的是那些跟他穿同样军服的人，在村庄里点火、杀人，把孕妇的肚子挑开，把婴儿往天上抛。
最让他崩溃的，是在河北一处营地，几个士兵为了取乐，从一个中国母亲怀里夺走哭喊的娃娃，当着她的面活活掐死。山崎宏冲上去阻拦，被几个耳光扇倒在地，同僚踩着他的医药箱笑他“软骨头”。
就在那个夜里，他趁着暴雨和哨兵换岗的间隙，揣上几支磺胺药逃了出去。他不会说中国话，身上一分钱没有，从路边尸体上扒了件破棉袄套上，把脸抹得乌黑装哑巴，一路向东走，想着找到海边就有船回日本。
从河北到山东，几百里路，他翻垃圾堆、啃树皮充饥，实在撑不住了就向中国农民伸手讨食。讽刺的是，那些被他的同胞烧过房子、杀过亲人的庄稼人，看见这个落魄的“哑巴难民”，还是会掰半块发霉的饼子递过来。他说不出话，只能跪下磕头。
1937年深秋，山东济南郊外，大雪封了路。山崎宏发着高烧一头栽倒在一户农家门口。这家的主人王老太正和儿媳收拾柴火，听见动静出去一看，泥坑边倒着个人，身上的黄呢子大衣赫然是日本军服。
儿媳吓得脸都白了：“娘，这是鬼子！要让人知道咱藏了他，全家都得没命啊！”王老太咬了咬牙，上手就扯那件大衣：“人命大过天，就算是头畜生倒在咱门口，也不能眼睁睁看他冻死。快，把这身狗皮扒了，烧掉！”
两人连拖带拽把人弄进屋里，烧了军服，换上粗布衣裳。山崎宏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热乎乎的土炕上，眼前是一张满是皱纹却透着关切的脸。他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但他还是不敢开口，继续装哑巴，每天闷声帮王家劈柴、挑水、喂猪。
直到有一天，王老太的小孙子半夜突发高烧，浑身抽搐，村里郎中束手无策。山崎宏再也装不下去了，他轻轻推开众人，用手指在孩子身上精准地按揉穴位，又跑到后山采了草药熬汤灌下去。天快亮时孩子退了烧，他扑通跪在王老太面前，用走了调的中国话吐出四个字：“我是，医生。”
事情到底还是传了出去。村民举着锄头把院子围住，喊着要杀鬼子。王老太挡在门口，一字一顿地说：“他救了咱家的孩子。他穿着鬼子的皮，可长的是一颗人心！”人群这才慢慢散去。山崎宏跪在地上给所有人磕了三个头，额头上磕出了血。
1945年日本投降，大批日侨排队遣返。山崎宏走到了码头，望着海那边的方向，站了很久，最后还是转过身回了济南。
他在济南七里山开了间巴掌大的诊所。起初没人信一个日本兵，他就背着药箱挨家挨户上门，不收诊金，还自己掏钱给穷苦人抓药。他听说中医针灸便宜又管用，就白天坐诊，夜里点着油灯苦读《伤寒论》《针灸大成》，拿自己的胳膊腿试针，两条胳膊扎得全是青紫色的针眼。
就这么着，他的名声慢慢传开了，街坊邻居开始叫他“山大夫”。后来他娶了一位逃荒到济南的姑娘，有了女儿山雍蕴。户口本上，他端端正正保留着“山崎宏”三个字。
1976年中日邦交恢复正常，阔别故土近四十年的山崎宏终于回了趟日本。他的哥哥此时已是当地一家大医院的院长，家产丰厚，哭着求他别再走了，承诺每月给他30万日元薪水。而那时候山崎宏在济南的工资折合下来只有83.6元人民币。
他只待了三个月，走的时候行李箱里塞满了最新的日文医学书籍和两台便携式心电图仪——那是当年济南基层诊所最缺的玩意儿。回
国后他把仪器无偿捐给了医院，自己照旧守着那间旧诊室。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他一笔一画写下的汉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往后的日子，他做的事数不过来。谁家孩子交不起学费，他偷偷塞钱；谁家老人看不起病，他上门扎针分文不取。2008年汶川地震，102岁的他颤巍巍走到红十字会捐出了自己的积蓄。每年8月15日，他都要在屋里挂起“谢罪”两个字，面朝东方站上很久。
2010年12月，山崎宏在济南去世，享年102岁。追悼会那天，七里山一带的街坊邻居挤满了窄巷子，一位被他救过命的老汉拄着拐杖哭喊：“山大夫，您早就不欠谁的了，您把一辈子都搭进来了啊！”
从1937年倒在王老太家门口算起，这个日本兵在中国扎了七十年的根。他穿着侵略者的军装来，却用一双救人的手，把自己活成了中国老百姓心里的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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